“我本来读书，完全不会做这条路径的，刚好当年2008年（汶川地震），所以才会选择一个公益社团，而人生轨迹就被改变了。”周颖向记者表示。“‘爱心委员会’以前没人报名的，而且我们还是商科，我是复旦管理学院的，我们都咨询社、金融社、创业社。那一年地震的时候，‘爱心委员会’当时就报了100多个人，一下子从只有十多人的最小的公益社团，变成了（复旦大学）当时最大的公益社团。所以（汶川地震对我们）会有影响，那个时候大家会觉得被这件事洗礼过。”周颖说道。据了解，当年同样受汶川地震影响而加入复旦“爱心委员会”从而走上公益道路的还有周颖后来的丈夫，当时复旦的研究生陈双卯。

9月中旬的上海，天气依然炎热。一年一度的上海“公益伙伴日”活动进入最后一天。在主会场公益新天地园内，记者见到了正在听说“新公民之声”来沪青少年社会融入工作坊暨有声照片展现场紧盯进度的陈双卯、周颖夫妇。

初次接触陈周夫妇，不免让人感到有些意外。今年42岁的陈双卯来自台湾，十年前他来沪求学并获得复旦大学国际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目前担任商业机构上海复启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顾问与NGO上海杨浦区赋启青年发展中心总干事等职务。虽然头衔多，但在参加本次展览的同学们的面前，他却称呼自己为丹（Daniel）叔。没有领导作派，他更像是一位知心学长，愿意倾听大家的各种声音并帮他们处理各种事务。同样让人感到温暖的还有周颖，1982年出生于江苏的她曾就读于复旦大学MBA专业，现任上海复启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CEO与上海杨浦区赋启青年发展中心执行主任职务。从学生时代的公益社团、支教经历到现在的商业教育课程研发推广及NGO组织下的非沪籍青少年学生关爱项目工作，走上公益道路后的周颖，其生活一直与“教育”和“公益”密不可分，她纯真的笑容及亲切的语调也使得她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平易可亲的青年老师而不是人们传统观念中较为严厉的CEO与执行主任。

起步，关注上海非沪籍青少年成长

2013年，旨在服务上海市非沪籍流动青少年的“新公民之声”公益项目开始上线，这也是陈双卯、周颖夫妇所在的上海市杨浦区赋启青年发展中心最早发起的较大型的公益项目，而隶属该项目的旨在帮助非沪籍青少年了解未来职业的“成功之冀”分项目早在2011年就已上线。

为什么会做上海非沪籍青少年的项目呢？周颖谈道：“因为（我）2008年进学校，最早接触到孩子，我觉得（他们）‘留不住，又回不去’是一种很纠结的状态。他们从小在上海出生，但是他们只要参加高考就必定留不下的，因为上海是小学5年制，初中4年制，初中预备班后升高一，他们大部分都是会被打回原籍的。爸妈留在上海，他们回去。很多孩子，你会发现，他其实不觉得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一份子，所以我们想要针对的人群其实就是在这个城市里但是并不是这个城市的户籍的。他并不觉得自己是城市的一份子，那我们觉得这群人反而是城市最重要的力量，因为他也可以变成城市的一部分。城市应该海纳百川把他们容纳进来。”

最早，周颖等人帮助非沪籍的青少年开发了帮其了解未来职业的“成功之冀”分项目。谈到设立“成功之冀”的原因，周颖感慨道：“他们比我们城市的孩子更早要去决定职业。我们大部分是考大学——18、19岁的时候选专业，而他们在上海（不回原籍参加中考、高考）的话，就只有一条选择——去职业学校。所以他们13、14岁就要决定未来他们是要学美容、数控、电动还是别的什么，但其实很多孩子家长完全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周颖说道：“大概初二、初三年龄段，我们会做生涯规划（成功之冀）的项目，也是（让学生）了解自己，然后去了解这些职业的可能性，他们就可以去做选择。爸爸妈妈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帮他们做选择的。”

为帮助非沪籍青少年更好地融入社会，提高其公民意识，2013年，赋启青年发展中心为其研发了更为系统全面的“新公民之声”公益项目，并设计了筹措、赋权、发掘、探索、发声五个阶段的项目框架作为其主要方式。

在“发声阶段”，周颖表示，项目引入了Photo voice（有声照片）影像发声技术，让学生在访谈企业与职业人的过程中拍摄任何他们想要拍摄的照片并进行个人解读，之后赋启青年发展中心会帮助他们把相关音频以二维码的形式附在照片上，这样的特色照片汇集多张之后赋启青年发展中心将举办有声照片展来使他们的声音能被社会上更多的人倾听和重视，“孩子其实也是需要有仪式感的。”周颖说道。

二维码制作是有成本的，坚持Photo voice技术的背后是否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对此，周颖谈到了自己在复旦求学时做公益的经验，“教育服务，放下助人者情节是很重要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在帮助他，但没有孩子愿意这样，他们不想被帮助。”“photo voice的项目是2013年开始做的，当时也是华理（华东理工大学）的一个社工——一个有名的老师，他非常喜欢赋权，我也很喜欢赋权的理念，所以我们就一起研发了这个项目。一开始形式会有趣，因为孩子都不喜欢背书，所以他喜欢（什么），你就跟随他就好了，让他随便去拍任何他想拍的照片。（他们的照片）我们没有修过，我觉得照片的精美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为什么要选这个角度，背后的故事是什么，所以我们就觉得photo voice应该是比较适合的方式，而且大家现在都有智能手机，都可以拍照，所以其实都可以不用相机。”“我还记得，有一个照片拍的都是上海的各个摄像头，他就只拍上海的摄像头。然后他上课的时候，（我们志愿者老师）就有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城市需要摄像头，你觉得我们跟被观察的小动物有什么区别，像这样的问题，都是很开放的。他开始去了解这个城市了，然后你就可以跟他一起去探索城市为什么需要摄像头，是谁放了那个摄像头，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又会有什么样的弊端，如果以后你有可能决定这个城市装不装摄像头，你会在哪里装，怎么装？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赋权的方式，他们开始觉得他们跟社会有连接。”